中國狗奴主義

摘要：

中國文革結束以後出現的反對派已經走過了30多年。然而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30年以後，越來越多的中國批評者失去了往日的鋒芒。

六四後流行「漸進」 告別革命

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之後，尤其是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後，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但是政治改革進展緩慢，甚至是停滯不前。中國的批評者們看到：

王天成：「89年的六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界線。在接下來的多年中間，不僅官方不再講政治體制改革了，民間思想也轉向了。漸進改革，或者說漸進民主正式浮出水面，變得越來越流行。」

這是參加過中國民主運動的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王天成。

王天成：「80年代很有影響的學者，像李澤厚和劉再復兩位先生1996年在香港出了一本書，也就是著名的《告別革命》，認為中國經歷的諸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共產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及89年風波的激進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只是災難。因此他們認為中國需要的不是激進改革，而是漸進的改良。」

王天成進一步指出：「我特別懷念80年代，那個時候我們有闖關意識，知道改革要有陣痛。但是90年代以後，這種意識消失了。9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萎靡了。」

補天和變天 與己兩無關

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的研究員劉軍寧也指出中國精英對改革的冷漠。

劉軍寧：「在89年以前，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是一個‘補天派’。到89年以後，一些人認為自己要‘補天’了，大多數人認為‘補天’和‘變天’和自己沒有關係。我想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是這樣認為的。」

六四鎮壓高明論

不僅如此，很多原來自認為改革派的中國精英現在已經進入體制內，觀點與過去大相徑庭。加拿大維克多利亞大學講座教授吳國光說：

「以前是說，你89年六四鎮壓了，我不喜歡，我無奈，只好接受。現在說，對呀，鎮壓得對呀，不鎮壓哪有今天呢？盛世啊！共產黨這套做法不僅是正確的，那是太高明瞭。這叫道德化。你就按照這個東西來判斷吧。什麼東西好，什麼東西不好，就按這套東西來判斷吧。」

官方壓力下的妥協和孤獨

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王天成對精英們的苦衷表示理解：「我也理解提出漸進民主背後的苦衷，因為這樣一種對官方沒有急迫危險的觀點更容易得到發表，也被認為更容易被官方所接受。中國知識分子嘛是最講策略的，老是考慮官方能不能接受。」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的觀點類似體制內的反對派。她指出，官方壓力會讓反對派脫離社會大眾。

崔衛平：「在一種比較嚴厲的體制的限制之下，本來對這個人來說，他是一個參與社會的行為，最終經過一系列的演變，卻變成了一個被放逐和自我放逐的行為。甚至他的起點就是他的終點，不再擁有一些生長性的空間。那麼能夠與他為伴的就是他的道德感，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孤獨感，很可能就會變得越來越脫離社會。」

反對派當自強

儘管崔衛平教授認為反對派人士脫離社會大眾是官方壓力造成的，但是她勸反對派人士自我調整，適應社會環境，在有限的空間內保持參與社會的能力。

崔衛平：「不能因為自己被邊緣化了，被限制在一個比較低矮的天空當中，於是這些人說話的議題和眼光也就變得越來越窄。」

「僅僅是一些道德的英雄行為，它所造成的影響還是非常有限的。」「與其和指望呼喚更多的人站出來完成他們的道德角色，還不如認真去思考超越個人，甚至於超越個人道德的問題，比如說，到底目前中國社會民眾的不滿和要求是什麼？到底人們的願望和現實的落差在哪？到底如何在今天更加中肯地描述這個社會？而這樣的描述如何做到讓更多的人們口服心服，體現更多數人的、而不是少數人的想像？」

「要能夠更多地對社會說話，與社會對話，或者在社會面前喊話，而不僅僅是小圈子裏面的少數人的語言。」

問題和主義

但是劉軍寧指出，中國早就有過奉勸知識分子「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觀點。

劉軍寧：「中國的自由派說，不要去考慮主義問題，他們繼承了胡適的口號說：‘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但是這句話我覺得稍微有點問題，因為你沒有主義的話，就沒有問題。任何問題都是根據一個主義的判斷才出來的。當你把主義刪掉的時候，一個社會不會有任何問題。」

理直氣壯地保持沉默

六四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中華學人聯誼會主席王丹博士指責中國精英有犬儒主義。

「我想六四以後或者受六四影響形成的後來20年中國的一些特點，......一個方面就是在知識精英階層出現犬儒主義。80年代的時候，如果自己怯懦的話，還不好意思；現在的知識分子要是不敢講話，理直氣壯，而且給自己找很多的理由，而且找很精闢的理由來為自己辯護。」

改革無望 變天無力

自稱是「變天派」的劉軍寧認為，中國的改革沒有出路，只有「變天」才能解決問題。

劉軍寧：「在中國，改革是肯定要改的，但是最終呢，改革肯定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一個不可能有結局的、不可能達到目的的這樣一場社會變革。」「‘變天派’代表的是中國的未來，因為他對中國未來的方向有一個正確的判斷。至少他們有一個共識，認為這個天不可補。而且事實證明也是這樣。」

但是，面對中國當今的局勢，劉軍寧不得不承認：「在中國的今天，‘變天派’面臨的困局是，他們有明確的方向，有堅定的信念，但是他們卻沒有作為的空間。他們有突破的方向，卻沒有突破的能力。這也是中國目前這個僵局所在。」

六四以後一直流亡美國的前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琪的觀點代表了很多中國批評者的看法：「中國在六四以後沒有政治改革，而現在看起來，政治改革的希望也沒有。」

壓力傳過太平洋

參加這次《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的十幾位中國大陸學者和專家都被認為是中國政府的批評者，都發表過相當尖銳的言論和文章。但是在這次研討會期間，多數人拒絕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理由都是「不方便」。身在美國，可以明顯感覺到，萬里之外太平洋另一邊的壓力的確在他們身上產生了效果。
其他參考：